导读

“生存还是死亡，这是一个问题”是莎士比亚在《哈姆莱特》中最著名的独白。人的自由和尊严，是人的生命存在和延续的核心价值，也是财富存在和延续的根本价值。在当今的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中，无论金融机构、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，抑或是家族的创始人或亲属大多均将目光聚焦于物质财富的传承，但对家族传承中“人的生命和尊严“的拷问却问之甚少，更缺乏对家族成员人生最后一个阶段面对死亡幽谷应有的解决方案。笔者拟从“生前预嘱“这个新生事物的前世今生进行生命和法律价值的探讨。

生命的价值是指生命有利于自身、他人和社会的效用的实现。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“好死不如赖活”，意思是只要“活”着就比“死”好，无论人“活”的如何痛苦和艰辛，倍受煎熬，但凡有一口气存在，似乎对生者是心理的安慰。但当生命走到医疗尽头的时候，如果痛不欲生，毫无尊严，再做些全力以赴的抢救，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何在？

一、关于安乐死

“安乐死”曾作为解决临终痛苦的良方被提出。安乐死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，前者是指使用一定医学手段如注射过量镇静类药物加速死亡；后者是指停止治疗手段使患者自行死亡。

安乐死在中国并不合法的，但是在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、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、华盛顿州和蒙大拿州等地安乐死已经立法合法化了。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荷兰。2002年9月23日，荷兰取消了对有条件安乐死实施者的刑罚，正式承认了安乐死。

二、关于“缓和医疗”

20世纪六十年代后，随着心肺复苏等高科技的成熟与应用，专门用于救治危重病人的ICU护理病房的普及，使越来越多的临终病人被复杂的人工设备滞留在死亡过程之中。恶性肿瘤、脑血管、心血管、呼吸系统疾病、老年痴呆等慢病已成为死亡主要原因。医院里司空见惯的高科技生命支持系统，不仅耗费了巨额钱财，使人在临终时不能安详离开，反而要忍受心脏按摩、气管切开、气管插管、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等惊心动魄的急救措施，面对这种种急救手段，对病人来都是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痛苦和折磨。由此，在医疗界出现了”缓和医疗”这门临床学科。

1967年，英国护士桑德斯创办了“圣克里斯多夫临终关怀医院”，专门收治生命不超过年的患者，让他(她)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量舒适、没痛苦、有尊严、有准备和平静的离世。这是专门疗护生命末期病人的“缓和医疗”的诞生。

1987年”缓和医疗“被英国政府正式确立为一个独立的临床专业学科。

1990年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缓和医学的原则：维护生命，把濒死作为正常过程，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，提供疼痛的缓解服务。其实，这是尊重、有益、不伤害与公平的原则。

15亿人口的中国，在向老龄化迈进的过程中，人们对“缓和医疗”却非常陌生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对死亡讳莫如深，明知无力回天，还是不接受死亡。高度发达的医学技术，在面对病人死亡和亲人期待的时候，更多的是束手无策。然而，又有多少人知道病人此时的愿望呢？他们或者更想避免痛苦、不成为他人的负担。医疗此时所做的往往不是挽救和延长生命，只是熨帖家属在外人面前的尽孝面子，满足社会的一种道德评价而已 。

三、关于生前预嘱

当全世界仍然在死亡的阴影中讨论安乐死是否应合法化的时候，“生前预嘱”使那些处在生命尽头的人沐浴在一片阳光中。

1、美国的“自然死亡法案”和“患者自决法案”

 1976年8月，美国加州首先通过了“自然死亡法案（Natural Death Act）”， 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。这项法律允许成年病人完成一份叫作“生前预嘱（Living Will）”的法律文件，只要根据医生判断，该病人确实已处于不可治愈的疾病末期，生命支持系统的唯一作用只是延缓死亡过程，医生就可以通过授权不使用或者停止使用生命支持系统

在加州通过自然死法案后，1991年12月，美国联邦政府的“患者自决法案（Patient Self - Determination Act）”也正式生效。这项法案的内容也是尊重患者的医疗自主权，通过预立医疗指示（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s），维护患者选择或拒绝医疗处置的权利。从这以后，所有参与美国联邦政府社会医疗保险（Medicare）和贫困医疗补助（Medicaid）计划的医院、养老院及各护理机构，都必须以书面告知方式，让成年住院患者知道他们自己拥有这种选择的合法权益。

1993年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夫人希拉里曾双双签下自己的“生前预嘱”（Living Will】

2、新加坡的生前预嘱

  1996年新加坡制定了《预先医疗指示法令》(AdvanceMedicalDirectiveAct)，并于1997年7月实施。

3、我国的生前预嘱

2000年5月，台湾通过了“安宁缓和医疗条例”，条例允许患者在疾病终末期拒绝心肺复苏术。

2004年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代作决定及预前指示小组委员会发布咨询文件，对所有可行方案进行比较研究之后，做出保留现有法律并以非立法的方式推广“预前指示”概念的结论。  

2013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生前预嘱协会。明白生前预嘱的内容及目的，表示自己对生前预嘱的态度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2021年6月底，深圳市召开的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（修订草案）》。其中提到建立“生前预嘱”制度，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立生前预嘱，明确其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，是否采取插管等创伤性抢救措施、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，医疗机构及其医疗卫生人员提供医疗服务时，应当尊重患者本人意愿。这也是国内首次提出将“生前预嘱”制度列入地方立法中。

目前，上海、北京、深圳已有部分注重生命品质的高净值人士预立了“生前预嘱”，但在我们西部地区，“生前预嘱”确实稀之甚少。

四、作者观点

在家族传承中，“生前预嘱”有着基本的法理依据，也有着实施的法律路径和依据。首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赋予公民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002条规定“自然人享有生命权。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的保护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三十三条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可以与其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，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，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，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”，因此，在实践中，“生前预嘱”是合法的。在实施过程中辅之以”意定监护协议“，就能将”生前预嘱”得以真正的落地。

结语 

人从出生到死亡，中间旅途，各有风景，但死亡之谷无路可逃，但有路可循。财富传承，以人为本。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，是财富存在的核心意义未雨绸缪，谋定后动，通过遗嘱自主选择财富继承人，是财富保护与传承的基础路径；通过“生前预嘱”规划自己的最后旅程，更是人生自由和尊严的应有之义，通过意定监护工具自主选择自己最后一段旅程中的监护人让“生前预嘱”得以真正落地实施【笔者将另文撰写】